2025/09/04 信息来源: 《政治学研究》
编辑:安宁 |摘要:统战文化是一个历史性、建构性的命题。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统一战线的历史经验,提供了中国共产党统战文化的建构资源。新时代统战工作的开创性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形成,创造了建构中国共产党统战文化的条件。中国共产党的统战文化,是中国共产党统战活动的观念形态或文化样态,包括党领导统战工作的政治传统、政治信念与政治伦理等基本要素和“政治法宝”“爱国者联盟”“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大团结大联合”“共同体”和“同心圆”“石榴籽”等核心话语,这些基本要素和核心话语构成统战文化的主体内容与表达形式。中国共产党统战文化的建构,对于筑牢统一战线的文化根基和构建中国统战学自主知识体系,都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统战文化;建构;政治文化
2022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统一战线是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革命、建设、改革不同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战略高度对统战工作作出全面部署,推动统战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具有新时代特点的统战风格与气质已然成型。我们有必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统一战线的历史性实践和新时代统战理论创新的基础上,遵循政治文化建设的一般规律,进一步建构中国共产党的统战文化,筑牢统一战线的文化根基。在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文献中,“统战文化”的概念尚未提出。中外学界对于中国统一战线有大量的研究,但“统战文化”仍是需要从学术上建构的命题。西方学界的研究多是从法团主义的角度出发,探讨国家与精英的合作对社会整合、政治稳定以及合法性构建的影响,如布鲁斯·J.迪克森(Bruce J.Dickson)指出中国共产党与私营部门的联系遵循了法团主义的治理逻辑,即在保持政治秩序的前提下,通过制度化渠道吸纳不同社会力量,构建国家与社会的协商共治格局,并且制度化的渠道减轻了对意识形态灌输和强制手段的依赖;加里·格鲁特(Gerry Groot)则认为法团主义在中国的应用带来了有效的社会稳定。这些研究都将统一战线归结为所谓“协商型列宁主义”的一种政体调适策略,缺少对中国统一战线的民主属性与文化价值的关注。此外,中国的海外统战工作也被西方政策界赋予政治渗透的色彩。国内学界近年有从地方统战工作的实践路径与对策层面对“统战文化”的探讨,但作为学术命题的“统战文化”建构仍付之阙如。本文提出,“统战文化”的学理性建构是一种知识体系的建构,是以历史性的实践知识和以话语创新为标识的理论知识的系统建构。本文拟从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和中国共产党百年统战历史中发掘建构资源,在此基础上从基本要素和话语体系两个维度对中国共产党的统战文化作出体系化建构,从更深层次的文化视角理解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历史和理论,并为构建中国统战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一个框架。
一、中国共产党统战文化的建构资源
一种文化的建构需要整合多维度的资源,一是观念的资源,二是实践的资源。中国共产党统战文化的建构,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中国优秀传统政治文化以及党领导统一战线历史实践的文化凝练。
(一)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和中国优秀传统政治文化蕴含的统战文化资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我国革命、建设、改革不同历史时期,我们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为指导”。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阶级联合理论,揭示了统一战线的基本形式及其政治斗争意蕴。他们将统一战线划分为无产阶级自身的统一战线、无产阶级与其他阶级的统一战线。其中,无产阶级自身的统一战线包括无产者联合为一个阶级、无产阶级联合为政党以及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联合三种形式。无产阶级与其他阶级的统一战线,包括与农民的联盟以及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阶级的联合。农民阶级是无产阶级的天然同盟者。无产阶级在反封建的政治斗争中与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到了反资本统治的时代,无产阶级则与小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有着共同的利益以及联合的可能性,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与其结成统一战线时,要采取团结和斗争相结合的立场。
马克思、恩格斯的统一战线理论蕴含着统一战线的基本原理,如坚持政党长远目标与当前目标相统一,党要始终对工人进行教育和塑造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克服阻滞统一战线的落后文化。《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恩格斯还从文化对社会运动的反作用出发,指出社会主义工人政党应当成为农村中的一股力量,帮助农民克服因农村生活的闭塞状况而产生的政治冷漠态度,与农民结成反对资产者的统一战线。
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进一步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独立性问题是统一战线的根本问题、发挥知识分子在统一战线中的作用、要利用一切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等思想,并从无产阶级国际联合的意义上使用了“统一战线”的概念。列宁还通过对阶级意识的研究揭示了统一战线的文化属性。列宁认为,自发的工人运动并不能使工人群众形成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向工人灌输先进理论是党的中心任务之一,即通过对形形色色错误思潮的批判和科学理论的宣传,掌握文化领导权,团结和组织无产阶级群众的联合行动。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统战理论中蕴含的无产阶级联合斗争精神、无产阶级政党在阶级联合中的独立性和领导地位以及对联盟者教育引导的策略原则、坚持当前目标与长远目标相结合的政治信念等,成为建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统战文化的思想源泉。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践行者,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的传承者和弘扬者。在5000多年中华文明发展史中形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许多治国理政的政治智慧和理念思维,经过了长期的沉淀和检验,成为历史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天下为公”与“民惟邦本”的民本意识、“和合”文化的协调理念、“多元一体”与“大一统”的文明统一性共识等,都是可以汲取的蕴含统战文化要素的政治思想精华。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和“民惟邦本”的政治理念源远流长。《礼记·礼运》中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尚书·五子之歌》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等,都昭示了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内含了以民为本的政治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天下为公”“民惟邦本”等都是中华文明独特价值体系的组成部分,“这些思想和理念,既随着时间推移和时代变迁而不断与时俱进,又有其自身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成分,民本思想联结传统与现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为当代统战文化的建构提供了重要资源。
“和合”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中协调共同体内部成员关系的智慧结晶,强调在和而不同、兼容并蓄、求同存异基础上的和谐与联合。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出:“我们的祖先曾创造了无与伦比的文化,而‘和合’文化正是这其中的精髓之一。‘和’指的是和谐、和平、中和等,‘合’指的是汇合、融合、联合等。这种‘贵和尚中、善解能容,厚德载物、和而不同’的宽容品格,是我们民族所追求的一种文化理念。”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精神,“和”所指涉的是一种和谐的文化,属于形而上的层面。“和”强调价值原则上的相通性,也内在地包含了矛盾或“不同”的一面,正是在差异与共性并存的基础上,才会有“和”的概念。“合”指的是联合,是双方或多方为了实现共同目标而结成的同盟,属于形而下的层面。“和”与“合”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只有秉持价值原则的相通性和各方的差异性的统一,“合”才能具备“和”的意涵,才能成为真正牢固的同盟。“和合”文化的协调理念内含了矛盾对立统一的哲学思维,为我们今天处理统一战线内部诸成员间的关系提供了富有价值的方法理念。
中国自古以来形成的“大一统”和“多元一体”的文化,承载着文明统一性的共识。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中国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了多元一体、交织交融的民族关系,形成了守望相助的中华民族大家庭。201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多民族的大一统,各民族多元一体,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财富”,“我们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组成一体,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体,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两者辩证统一”。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深入阐述了中华文明统一性的特质,指出,“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文明统一性的追求是统一战线工作的目标,也是统战文化建构的重要价值资源。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统战工作的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适应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在实践中形成了统一战线的具体历史形态,在理论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统一战线理论,并对文化与统战的关系作出了初步思考。
统一战线在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由社会性质和社会主要矛盾驱动,统一战线的对象和范围也有不同。在国民革命时期,反帝反封建是中国要解决的主要矛盾。1922年6月,《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首次提出与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与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同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提出,“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由此促成了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形成。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内的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爆发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新中国,组织起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这一时期,统一战线的范围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导的统一战线进一步加强和扩大。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凝聚现代化建设力量,党建立了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包括中国大陆(内地)范围内以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为政治基础的团结全体劳动者和爱国者的联盟,以及中国大陆(内地)范围外以爱国和拥护祖国统一为政治基础的团结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联盟,“这两个范围的联盟构成爱国统一战线的整体,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统一战线的历史性实践中,科学回答了统一战线的性质、地位和作用,以及统一战线的发展规律、领导权和政权建设等重大问题,形成了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的基础。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提出一系列重要的新思想和新观点,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在统一战线的实践和理论创新中,中国共产党对文化与统战的关系也作了初步但自觉的思考。1939年,毛泽东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一文中指出:“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文化运动与统一战线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在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中,才能凝聚起革命的统一战线。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进一步论述了文化工作与统一战线的关系,指出:“文化革命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并为它们服务的。在中国,文化革命,和政治革命同样,有一个统一战线。”江泽民指出:“努力发挥统一战线对推动文化建设的积极作用,同时加强统一战线内部的思想道德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促进全社会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的牢固确立,促进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党对于文化与统战关系的思考,既指出了文化战线是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领域,也提出了建构中国共产党统战文化的必要性。
二、新时代统战理论与实践创新以及统战文化基础的奠定
党的十八大以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对统一战线工作提出了新任务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需要统一战线、需要什么样的统一战线、怎样做好统一战线工作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实现了新时代党领导统一战线工作的重大理论与实践创新。
一是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需要统一战线的问题。201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现在,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所面临的内外形势、所肩负的使命任务发生了重大变化。越是变化大,越是要把统一战线发展好、把统战工作开展好。”其一,在世界百年变局的大背景下,统一战线工作面临艰巨的反分裂反颠覆、抵御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维护国家安全的任务,统一战线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上的作用更加重要。其二,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需要应对的风险和挑战,需要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比以往更加错综复杂,必须发挥统一战线的优势作用,最大限度地把各方力量团结凝聚起来。第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新群体新阶层不断地分化出来,统一战线内部结构更加复杂,统一战线成员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利益诉求更加多元,具体利益日益多样,这就使得统一战线在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上的作用更加重要。
二是回答了新时代需要什么样的统一战线的问题。围绕这一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包括: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要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坚持以“导”的态度对待宗教,构建积极健康的宗教关系;党外知识分子工作是统一战线的基础性、战略性工作,对出国和留学归国人员坚持广泛团结、热情服务、积极引导、发挥作用的方针;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强化共同奋斗的政治引领;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都是我们自己人,要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全面贯彻信任、团结、服务、引导、教育的方针,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发挥港澳台和海外统战工作争取人心的作用,形成更广泛的国内外支持“一国两制”的统一战线;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在培养使用上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坚持进步性和代表性相结合,坚持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坚持发扬民主、沟通协商的方针;等等。这些原创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构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核心要义。
三是回答了新时代怎样做好统一战线工作的问题。首先,必须把握做好统战工作的规律,包括加强同党外人士的团结联系;把握好固守圆心和扩大共识的关系,坚持尊重、维护、照顾同盟者利益的原则,把握好潜绩和显绩、原则性和灵活性、团结和斗争的关系等。其次,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领导,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2000年12月,江泽民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提出“加强和改善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指出“统战工作不仅仅是统战部门的事,必须全党重视,全社会支持,大家共同来做”。统战工作的思路延展到各级党委和社会各个部门。2006年7月,胡锦涛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建立健全统一战线工作体制机制,“形成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牵头协调、各有关部门和人民团体各负其责的体制”。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做好新形势下统战工作,必须掌握规律、坚持原则、讲究方法,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的领导。”而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是提升党对统战工作领导能力的根本要求。201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大统战工作格局”概念,指出“要坚持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牵头协调、有关方面各负其责的大统战工作格局,形成工作合力”。《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将坚持大统战工作格局作为统一战线工作的原则。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把“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明确为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以大统战工作格局的构建统筹各个领域的统战制度机制建设,大统战工作格局构建的思路更为清晰。
党的十八大以来,规范统战工作的制度建设不断加强,2015年颁布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2020年颁布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2022年颁布了《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工作条例》。其中,《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对新时代统战工作的指导思想、主要任务、原则以及对象作出了明确规定,是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第一部党内法规,对提高统一战线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凝结了党领导统战工作的实践经验和思想智慧,标志着我们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规律性认识达到新高度。中国共产党是具有高度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新时代以来党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提出并系统阐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科学指南,其中蕴含的“两个结合”“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等重大创新观点,为建构中国共产党统战文化提供了基本原则、方法与思路。
三、政治文化和中国共产党统战文化的基本要素
统战文化作为一种政治文化,其建构要符合政治价值体系建设为里、政治社会化为表的政治文化发展规律。政治价值体系内含政治传统、政治信念与政治伦理等要素;政治社会化是个体接受与内化政治文化的过程,话语体系在其中起着载体作用。
(一)文化、政治文化与统战文化
文化是人们编织的意义之网,是社会成员交往互动的结构与产物。文化有其核心的精神要义,处于同一文化中的社会成员共享一种核心的价值体系;任何一种文化都是较长时段的历史产物,内在地包括制度性与精神性的传统积淀,不能设想一种凭空出现的文化;文化是社会性的存在,自然也是社会成员间伦理关系的反映。
文化也是一个囊括诸领域的概念,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存在着不同的次级文化,政治文化就是文化的基本规定性在政治场域的落地。如丹尼斯·卡瓦纳(Dennis Kavanagh)认为政治文化是社会大文化的一部分或一种亚文化。加布里埃尔·亚伯拉罕·阿尔蒙德(Gabriel Abraham Almond)和西德尼·维巴(Sidney Verba)开了实证政治文化研究的先河,并从认知、情感与评价三个角度界定了政治文化。后来的政治文化研究学者或多或少都在这一基本结构下展开研究。白鲁恂(Lucian W.Pye)阐述了政治文化的两重结构,即其对个体政治行为的指导和为集体提供一种价值观。我国有学者提出了从政治意识形态到政治价值再到政治心理的政治文化球体结构。学界对政治文化的结构的界定,划分出多种要素,但都大致基于个体与社会两个层次展开。
统战文化的建构既要遵循政治文化发展一般规律,又要符合自身的特殊性。首先,统战文化的内容、形式和功能均围绕政治目标展开,是一种典型的政治文化。若要发展一种政治文化,需从政治实践的历史和既有的思想成果中凝练、转化本土性的价值体系,并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形成具有传播力与感召力的话语。其次,中国共产党统战文化生成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源流之中,贯穿于党领导人民推动伟大社会革命的历史进程中,是中国共产党统战活动的观念形态或文化样态,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的重要构成。因此,结合政治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和中国实际,可以从基本要素和话语体系两个维度建构中国共产党统战文化。
(二)中国共产党统战文化的基本要素
1、政治传统要素:人民民主与独立自主。
政治传统是历史传承下来的政治惯例,凝结了政治发展的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领导统一战线的政治传统,包括民主实践的制度传统和独立自主的精神传统。在制度传统方面,党的百年统一战线史积淀出了党自觉运用统一战线发展人民民主的政治经验。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指出:“中国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及其任务的完成,没有民主是不行的。”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独创性地提出了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联合建设抗日民主政权的“三三制”构想。1945年中共七大提出结束国民党一党统治,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毛泽东在回答有些人怀疑中国共产党“是否会学俄国那样,来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制度”时说,“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只要共产党以外的其他任何政党,任何社会集团或个人,对于共产党是采取合作的而不是采取敌对的态度,我们是没有理由不和他们合作的。”1949年9月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团结合作的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确立,是党领导统一战线的政治创造,开创了协商民主的新民主形式和民主政治实践。改革开放后,新社会阶层不断涌现,统一战线组织作为政治参与平台的作用更加凸显。江泽民指出:“发扬统一战线范围内的民主,搞好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有利于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利于改进政府的工作,有利于领导机关的正确决策,有利于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新时代突出了统一战线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之重要构成的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论及人民政协的性质定位时指出:“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机构、人民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协商民主制度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创新,避免了西式民主各党派相互倾轧、各方固执己见、决策过程混乱、民主参与失效、政策难以落实的弊端。
独立自主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的原则,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统一战线形成的文化传统,表现在坚持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在统一战线中,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的问题,对此毛泽东明确指出“在一切统一战线工作中必须密切地联系到独立自主的原则……离开了这个基础,就没有任何的统一战线”。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又指出,“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1947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上总结国民革命联合战线以来的历史教训时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坚持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中国共产党领导是统一战线最鲜明的特征,坚持党的领导是统一战线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
2、政治信念要素:理想信念和阶段目标的统一。
政治信念是集体或个人对政治体系、政治目标以及政治行为等的态度与认同,是一套系统的政治观念。马克思、恩格斯赋予统一战线承载无产阶级解放任务的意义。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统一战线工作中既坚守共产党人的远大理想,同时根据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实际,灵活运用统一战线达成党的阶段性目标,并把两者有机统一起来。江泽民指出:“所谓统一战线,其实质就是要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之下,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实现全国各民族、各党派、各阶层、各方面人民最广泛的团结。”新时代的统一战线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的原则方法,坚持以共同的理想信念汇聚精神力量,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凝聚目标认同。《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指出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任务:“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服务,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服务,为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服务。”
理想信念和阶段目标的统一,一是体现在统战对象根据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动适时调整,如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巩固和壮大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意见》将统一战线工作范围概括为十五个方面,2020年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将统战的工作范围划分为十二个方面,删繁就简并凝练出许多新的表述;二是体现在具体统战工作中,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握好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关系,善于把方针政策的原则性和对策举措的灵活性结合起来,既站稳政治立场、坚守政治底线,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注重工作方式方法。”
3、政治伦理要素:一致性与多样性相统一。
政党的政治伦理指政党在政治活动中应当遵循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方法论,吸取中华传统文化中“和合”“执两用中”“中庸”的思维方法,在领导统一战线工作中统筹“一与多”的关系,不偏废某一者,积淀出了一种具备道德合理性的制度伦理,以之团结各方力量,在各个发展阶段寻找同盟者之间的最大公约数。
毛泽东曾指出:“统一战线的原则有两个:第一个是团结,第二个是批评、教育和改造”。“批评、教育和改造”正是在“多样性”的前提下展开的,以求达到“团结”的“一致性”。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做好新形势下统战工作,必须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统一战线是一致性和多样性的统一体,只有一致性、没有多样性,或者只有多样性、没有一致性,都不能建立和发展统一战线,正所谓‘非一则不能成两,非两则不能致一’。”2019年,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加强思想政治引领,要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一致性是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的一致,多样性是利益多元、思想多样的反映,要在尊重多样性中寻求一致性,不要搞成‘清一色’。”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关键是要坚持求同存异,发扬‘团结——批评——团结’的优良传统,在尊重多样性中寻求一致性,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一致性和多样性是辩证统一关系,多样性中包含着一致性,一致性存在于多样性之中。从一种合理的伦理观念出发才能协调好共同体内部的关系,进而凝聚同盟者的向心力和为共同事业奋斗的动力,因此处理好一致性与多样性的关系是争取人心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决定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关键,是最大的政治。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问题”。 “说到底,统一战线是做人的工作,搞统一战线是为了壮大共同奋斗的力量。”
四、中国共产党统战文化的话语体系
话语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话语的背后是思想、是‘道’”。中国共产党统战文化话语体系,是统战文化基本要素的表达形式或载体,包括功能性的话语和情感性的话语,塑造了统战对象的政治认知和身份认同,激发了统战对象的向心情感。
(一)功能性的话语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揭示了话语的权力属性,论证了科学话语之于现代社会文化体系的主导作用。中国共产党统战文化,以“政治法宝”“爱国者联盟”和“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等话语的生产,引领统战对象的政治认知和身份认同建构。
“法宝”是有特殊作用的工具,“政治法宝”是党对统一战线的重要地位与作用的概括性话语,贯穿中国共产党领导统一战线的各个历史时期。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提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指出,“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应该加强,不是可以缩小,而是应该扩大”。江泽民提出:“统一战线仍然是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仍然是我们排除万难、夺取胜利的一大法宝”。胡锦涛指出:“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夺取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也是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新时代的“法宝论”增加了新内涵:“统一战线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统一战线……是夺取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是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法宝,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
“爱国者联盟”的话语是基于改革开放后我国现代化建设和祖国统一的目标任务而提出的,以爱国为价值中轴将统一战线的对象团结起来。1979年,邓小平首次将新时期统一战线概括为“社会主义劳动者和爱国者的联盟”,指出新时期统一战线“已经发展成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联盟”。此后,“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相继被纳入爱国统一战线范畴,形成了完整的“爱国者联盟”话语。“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是动员鼓舞的话语,突出了统一战线以人为本、照顾同盟者利益的工作宗旨。江泽民明确了“统一战线工作的根本任务就是争取人心、凝聚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心是最大的政治,统一战线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
(二)情感性话语
话语的表达是文化交流的社会性活动。话语不仅承载着一定的认知,也传达出主体的情感价值。中国共产党统战文化也具有情感向度,内含“大团结大联合”“共同体”和“同心圆”“关系和谐”“石榴籽”等一系列情感性话语。
“大团结、大联合”传达了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扩大统一战线范围,巩固统一战线自身团结的政治期待,是一种富有情感的愿景。邓小平指出:“统一战线的对象……是把一切能够联合的都联合起来,范围以宽为宜。”1990年江泽民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发展统一战线,必须着眼于扩大和加强团结。只要有利于建设四化、统一祖国、振兴中华,只要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只要有利于挫败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与和平演变,不论哪一个阶级、阶层,哪一个党派、集团,哪一个人,我们都要团结。”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巩固和壮大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意见》将统一战线的主题概括为“大团结大联合”。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大团结大联合是统一战线的本质要求”,进一步突出了做好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情感向度。
“共同体”和“同心圆”话语源于多元一体和求同存异的政治传统,释放出同心同德的价值感召力。共同体是具有共同信念和价值的群体。中国共产党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以话语塑造培育各族人民的共同体情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以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文化基础。“同心圆”是圆心相同、半径不同组成的圆形,在文化的意义上,同心圆是对不同的社会团体围绕共同的目标统一和团结在一起的一种话语表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统一战线工作中要把握好固守圆心和扩大共识的关系,“只要我们把政治底线这个圆心固守住,包容的多样性半径越长,画出的同心圆就越大”。由此把不同党派、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信仰以及生活在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全体中华儿女都团结起来。
“关系和谐”是指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凸显出一种总体协调、亲诚相爱的情感取向。2006年7月,胡锦涛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全面把握和正确处理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保持和促进这五个方面重大关系和谐”。在新时代,“关系和谐”成为党凝聚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磅礴力量的重要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以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愿景激励人、鼓舞人、感召人,有效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凝聚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磅礴伟力。”
“石榴籽”论指的是各民族之间像红石榴一样紧密不可分的兄弟姐妹关系,营造出家庭友爱的亲密氛围。1979年,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作了新概括,指出我国各兄弟民族已“结成了社会主义的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2005年5月,胡锦涛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四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提出,“坚持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牢固树立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思想观念,促进各民族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合作、互相帮助,始终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17年3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新疆代表团审议时提出了“石榴籽”论,成为民族统战领域的标识性话语:“要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高举各民族大团结旗帜,引导各族群众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像珍视自己的生命一样珍视民族团结,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
五、结语
相比于正式制度安排,文化是一种非正式的制度,但具有更深层次、更持久性的意义,能够为正式制度提供文化支撑。构建中国共产党统战文化,建设党领导的同盟者的共有精神家园,坚定统战文化自觉和统战文化自信,有助于筑牢统一战线的文化根基,助力现代化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毛泽东曾指出:“统一战线是一门专门科学”。建构中国共产党统战文化,是深化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的学理化研究,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进而形成中国统战学知识体系的重要一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统战文化的建构,有助于讲好中国统一战线故事,澄清国内外对中国统一战线的误读和曲解;把这一文化内含的思想精神、理论话语提炼出来,更具有知识论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统战文化,是汲取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以及党领导统一战线的历史经验,融汇蕴含其中的基本原理、理念思维和制度传统等要素,立足新时代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创新所建构的政治文化,是具有中国主体性的政治文化和中国共产党人文化谱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一种新型政治文化,中国共产党统战文化是一个建构性命题,是一个在实践中建构和建构中实践并不断充实内涵的课题。
作者简介:孙代尧,麻豆精品秘 国产传媒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苏瑞鑫,麻豆精品秘 国产传媒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原文载于《政治学研究》202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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